马歇尔在中国做了什么？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常数国家，美苏两虎争霸亚洲，为了制衡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1949年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当时新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百废待兴，马歇尔于1950年1月抵达北京，开始担任驻华大使并兼任国民政府特使。 在此期间他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商议重建国民党军队和恢复国内秩序事宜。
1958年8月底，由于台湾当局拒绝在“一中一台”的基础上解决两岸问题，马歇尔离开了中国。 马歇尔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颇有建树，1973年至1976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在了解、研究中国方面，没有人比马歇尔更深刻、更富有创见。他对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至今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作为二战后的风云人物，马歇尔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且深远的，他主导下的“马歇尔计划”直接影响了战后欧洲复兴和冷战格局； 而他从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对东方文化的自信与推崇也深刻影响着他对华的态度与策略，他为后来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了框架，也为中美关系的全面破裂留下了历史隐患。
1945年12月来华的马歇尔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特使外，还有一个身份——军事参谋团团长，其任务有二，一是调停国共纷争，二是劝说中国参加对日占领与重建计划。其调停中日关系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在美国对日占领中的态度和做法，却少为人知。但马歇尔以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角度，对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一方面，他从长远利益看中日两国的和平相处对东亚的重要性，倾向于对日和解；另一方面他又从现实出发，要求日本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经济上、军事上要受到严格限制。
从1946年2月以来，美国国内出现了日本问题，其焦点集中在战败日本的现状是继续无限制的削弱下去还是在一定条件下复兴起来。2月26日到3月1日的西子湾会议，使马歇尔有机会了解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方面的反应。他对日本的现状和美国的对日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上书杜鲁门总统。马歇尔认为，日本的现状“悲惨至极”，他指出，日本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手段用以摆脱饥饿和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被赶进了贫瘠的土地，没有足够的化肥，没有拖拉机，没有食品，没有衣服，没有房屋，没有医药”。马歇尔强调，日本现状是“如此极端之绝望”以致“日本将变成共产党的一个肥沃的土壤”。在对日政策上，马歇尔既对日本予以同情又表示了忧虑：一方面对日本人民的无尽忍受提出了赞赏，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日本法西斯分子利用日本现状再次掌权。马歇尔提出“日本的现状”和对日政策关系到东亚特别是中日关系的和平和稳定，其结果不仅关系到日本，而且“对整个亚洲有决定性”。他强调日美友谊对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建议政府改善日本现状，并认为“美国对日本人民的所作所为应有助于而不是破坏中国政府的稳定基础”。
马歇尔在访华期间，曾多次表达了对日本现状的同情和对日本复兴的思考。他说日本人“虽然贫穷和饥饿，在任何苦难面前都是勇敢和坚韧的”；当美国驻日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建议要“日本进行普遍的非军事化”时，马歇尔则认为如果“日本被解除武装”而“中国人未解除武装，则和平前景是暗淡的”；他设想“当日本恢复了自由和独立时，应同中国一样有权决定自己的军队规模”。马歇尔对日本现状的考虑是和他对日本在战后东亚国际新秩序的重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分不开的。他认为使日本不再成为危害世界和平的因素和促使日本成为和平力量的途径应是使日本“脱掉其军国主义的外衣”“恢复同人类其他成员的友好关系并在对人类做出巨大的献身服务中寻找满足”，同时又是“在自由竞争和公平的环境下从经济中获得满足。”日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非殖民地化是日本成为和平力量的前提。这种设想使他感到忧虑和困惑，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民“在绝望之中可能被诱入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又“可能在他们自己政府的怂恿下，会以他们从日本政府和军队中解放出来为由，向中国政府要求更多的权益”。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提出，他的想法是“同苏联人玩一种危险的游戏”，即希望“使日本成为东方的稳定因素”，但这种设想在当时无疑是幻想。
马歇尔访日归来，日本问题仍然萦绕在他的心上。他在给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必须对日本采取新的政策，如果“日本被置于无法生存的境地”，那么，“日本便会被置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主张“应给日本以生存”，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中的美国和亚洲大陆间的一个缓冲”。“如果苏联人最终控制了日本，那么，无论在哪里的美国利益都将处于危险之中，不仅在太平洋而且在全世界都会如此”。
